那天，我扔下自行車，飛一般奔向學校時，心里已經預感到自己會遲到，我一路跑過去，大路上連個上學的人毛都沒有。我急得眼淚都要出來了，破書包在后面把屁股拍得啪啪響。

離學校大門還有二百米，我剛跑著拐過大隊醫務室前的那個尖嘴大坑，上課鈴就清脆地猛響，當！當！當！像敲在我耳朵邊，我啊呀呀地沖向學校。

幾乎無法喘氣地跑到教室門口，我拼命在冒火的喉嚨里空咽了一口，勉強喊出一聲：“報告！”稍停，教室門開了，邵老師一臉怒容：“睡懶覺了？”我一個“沒”字還沒出口頭上就挨了一教鞭。“睡懶覺還嘴硬！”他訓斥道。雖是冬天，我戴了棉帽子，但邵老師一米八五的個子，他居高臨下一教鞭把我的頭打得“嗡”一聲。他教鞭落下來的時候，我下意識地用手去護了頭，手剛摸到帽子上，教鞭也到了，結果連頭帶手都打到了。右手的那幾個指頭……我沒敢叫出聲來，原地躬著腰轉了一圈。

轉完圈，立正站好，我還是忍不住作了分辯：“我去賣菜了！”“賣菜？”邵老師邊說邊一把抓住我的左耳朵。我知道這是他讓遲到的學生進教室的習慣動作，他要擰著你的耳朵讓你進教室。誰讓你遲到呢？我知道挨揍要結束了。可就在這時候，毫無預兆，根本就不是我能掌握的事情發生了，我打了一個嗝。他右手擰著我的左耳朵，我無所選擇地讓整個的臉仰視著朝向他常年蒼白菜色的面孔，打了一個飽嗝。我知道要控制住，但無法控制。這個飽嗝還帶著濃濃的羊肉味，我自己都聞到了。就在那一瞬間，邵老師擰著我耳朵的右手又轉了半圈不止，我的頭被他擰得再也轉不動。“我說你咋遲到了，敢情去城里吃肉包子去了。”他有些憤怒，既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我讓你吃肉包子，居然吃羊肉包子，去吧，去吃你的肉包子！”說著，他把我重新又扔到教室外，哐一聲關上了教室的門。

十二月的寒風里，我站在教室門外，凍得渾身發抖，原先瘋跑出來的汗浸濕了襖殼，這會兒汗沒了，襖殼全冰涼地貼著前胸后背，又濕又冷。我跺著腳取暖，看教室門外光禿禿的大楊樹上搖來晃去的烏鴉窩，等著下課。

肉包子，怎么說啊。1978年，家里有了一分還是二分自留田，種了菠菜，落了幾次霜后，菠菜可以賣了，父親腿腳不好，就讓我每天天不亮把菠菜用自行車送到縣城西關菜場，他在天亮前步行趕到后我再回來上學。讓我往縣城送菠菜是父親一天在飯桌上的決定，母親沒言語，那就是同意。我個子又瘦又小，站著與我們家的東方紅牌自行車車把一樣高，但我學會了掏杠騎車子，人斜著，身子在自行車橫杠下，可以把車子騎得飛快。剛開始學車時，全家沒一個人教我，母親更是反對我學，但我還是瞅空在許多次的跌跤破皮后自己學會了，自行車不知被我摔壞了多少回，好在車壞了家里就有人擺弄。為了送菜，母親那陣子天天早早叫我起床，我穿衣服都是迷迷糊糊的，直到牽了車出了院門才在冷天冷地里醒透，那時父親已步行先走一陣子了。家離縣城十五里，我一般在離縣城南關五六里遠的地方趕上父親，他在黑暗中對我說同一句話：“慢點兒騎，不急！”每天，在他到了菜場我要回家時，他都會從一個包了幾圈的破手絹里仔細地數出七分錢，讓我買早飯，五分錢一個羊肉包子，兩分錢一碗稠粥。說實話，羊肉包子吸引了我，每天，我都在回家的路上一邊瘋騎車子一邊高興。但那天，我家的破自行車鏈條在路上掉了兩次，每次我都是吭哧半天才把鏈條弄上去，結果不幸遲到。

下課鈴終于響了，我心里十分忐忑，不知道邵老師又會如何。沒料到他下課時就好像什么事都沒發生過，很平靜地對我說：“進教室吧，以后不準遲到。”我一進教室，一群人嘩地圍上來，七嘴八舌地問我同一個問題：“吃肉包子，你真吃了嗎？”他們非常羨慕，我于是很滿足地張大嘴巴，對他們哈出一團熱氣。

我平時在學校挨老師打從不說，但那天回家說了，因為自行車掉鏈子遲到才挨的打，委屈。母親聽后長嘆一聲：“都不易。”我沒明白什么意思。

邵老師有四個孩子，大的是兒子，比我們小兩歲，中間兩個是女兒，最小的剛剛會挪步，也是兒子。四個孩子一個比一個臟。兩個女兒的頭發又黃又細永遠胡亂地團在一起，整天沾著草梗干樹葉，虱子在頭發里爬進爬出。老大永遠不洗臉的樣，雙腮生滿凍瘡，鼻屎鼻涕抹得一臉都是，一雙手腫得老高，上面是道道凍裂的口子，和我們一樣。有時候是三個，有時候是四個，他們在邵老師辦公桌上爬上爬下，轉來轉去。邵老師一個人抱個掉了許多瓷皮的茶缸呼哧呼哧地喝開水，并不管他們。四個孩子要出辦公室到外面玩耍，大女兒會像拖個破口袋一樣半抱半挾著小弟弟走路。大兒子有絕對權威，他天天把其他幾個揍得哇哇亂叫，邵老師在旁邊也不干涉。有時候三個大的要跟著邵老師來教室上課，邵老師會把他們一字排開在進門的墻根，讓他們靠墻站好，然后給我們上課。他們三個會一堂課一動不動口含食指看著爸爸敲黑板、讀課文、揍學生，默不作聲。

我們打小就被各種老師打，早習慣了，父母說老師就是爹娘，他打你是為你好。我們心里認為被打是生活的常態，并不怨恨老師，當然也不會怨恨邵老師。相反，我們都很喜歡邵老師的四個孩子，下課的時候會和他們玩游戲，男生會帶著大兒子在學校到處都是豁口的土圍墻上瘋，女生會帶著他的兩個女兒丟沙包，有時也會給她們捉頭上的虱子，當然捉的時候不多，因為我們自己也有。暑假后剛開學，天熱，我們會慷慨地把用井水兌出來的糖精水讓給他們喝，那時一包糖精和三尺空心橡皮筋并不容易弄到手，可是我們會給邵老師的孩子弄到，看著糖水在他們的小肚皮上沖出一條條清晰的汗漬，我們有種滿足感。

邵老師并不會因為這些就對我們客氣，我們依然只能在他的教鞭和強悍的手勁下度過每一天，雖然覺得這樣的讀書無趣且不快樂，但向來如此，你又能怎樣？不太好的是，邵老師可能會把自己在生活中的不快用懲罰我們的方式發泄出來，他有時會突然暴怒，因為一個字的讀音對著我們大喊大叫，有時會在教室門口把自己的孩子劈頭蓋臉地打一頓后進教室繼續對我們發火，有時會把我們扔一邊不上課一個人在課堂上臉色陰沉地抽煙，或者是愁眉不展地嘆氣。我們見過他妻子很多次，一副風一吹就倒的樣子，頭發永遠像一堆草，亂亂地堆在腦袋上，一臉病容，衣服說不上破爛但反正看上去不整。

邵老師不知道是習慣還是毛病，他站住不動時你看不出異常，只要走路，你會發現他兩腿打顫，他的頭會歪向左邊，一停下又正常了。他上課就始終歪著頭，為了這個我們背地里都叫他邵歪頭。

邵歪頭教我們的一年里，很少笑，但在我們五年級小學畢業有七個人考上公社中學的第一屆尖子班時，他笑得燦爛，一臉驕傲，頭歪著，接受家長的感激，他的四個孩子臟兮兮地站在他旁邊，臉上寫滿因父親高興而高興的快樂。

許多許多年后，我理解了母親說的不易，也突然在某一天明白了邵老師擰著我的耳朵把我扔向教室外時自言自語的那句話——我讓你吃肉包子！懂得了的那一刻，我默默地抽了一支煙，那個時候我還在抽煙。又多年，2017年3月11日，李健在電視上自彈自唱：“……這是那一輩人/留下的足跡/幾場風雨后/就要抹去了痕跡……”于是一張一張的臉涌到我的眼前，這中間就有一臉菜色的邵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