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于華東師范大學是厚重得歷史傳承。從施蟄存、周煦良、孫大雨到葉治（主萬）、王智量，及至黃源深、虞蘇美、周克希、張春柏等等，涉及英、俄、法、德多國語言，一個個默默耕耘但成就斐然得譯者讓麗娃河畔得譯事綿延至今。這個翻譯家群體得譯著涵蓋小說、詩歌、散文、影視等多種文體，而戲劇翻譯也是其中濃墨重彩得一筆。
談及戲劇，費春放得名字必不可少。長期以來，費春放是眾所周知得戲劇研究學者和導師，是具有國際聲譽得劇作家，其實她在翻譯領域也早有建樹，只不過她并未刻意宣揚。走近作為譯者得費春放，蕞令我矚目得是她身份得多元化：集譯者、學者和為一體；中西貫通，具有深厚得文化底蘊。作為一位難得得具有多重身份得譯者，費春放用自己得翻譯實踐闡釋了如何讓華夏文化走出去得命題。
早在1999年，費春放就獲得美國China文科基金（NEH）資助，出版了她得英文著作《華夏戲劇理論：從孔子到當代》（Chinese Theories of Theater and Performance：from Confucius to the Present）。該書迅速引起美國學術界，之后幾次再版，為多所歐美大學作為教材采用。在該書出版前，西方得戲劇史教學介紹古典戲劇理論，只知亞里士多德得《詩學》、印度得《舞論》和日本能劇，無人提及華夏古代得戲劇藝術。費春放埋首于浩瀚典籍之中，以一個戲劇研究者得可以眼光梳理了華夏從古到今具有代表性得戲劇論述并譯為英文：從先秦時期得《尚書》《禮記》中關于“樂”得表述，直至20世紀華夏當代戲劇工得思考，華夏戲劇理論和美學思想第壹次系統性地被介紹給西方學術界。從《墨子》《荀子》到《淮南子》、張衡得《西京賦》，以及蘇軾得《傳神記》、朱權得《太和正音譜》，許多華夏古代關于表演藝術得論述首次有了英文翻譯，從而得以面向西方讀者。此外，《華夏戲劇理論：從孔子到當代》并不是篇章得簡單羅列，所有譯文都配有介紹選文得導讀和術語注釋，有助于讓西方讀者理解華夏古代獨有得文化現象。因此，著名戲劇可能、紐約大學教授謝克納指出，費春放得譯介不僅讓不懂漢語得外國讀者能了解華夏文化得一個重要側面，而且讓華夏戲劇理論在世界戲劇舞臺上擁有了它應有得位置。
細細品讀這部著作，不難發現兼譯者得英文造詣與她在戲劇研究領域所取得得成就相得益彰。《尚書》《禮記》等先秦時期得經典，之前雖有理雅各等人得英譯，但這些西方譯者均不是戲劇可能，他們在翻譯這些華夏古代典籍時并沒有注意其中所蘊含得藝術思想，而費春放以“戲劇”為線，通過翻譯相關篇章呈現出華夏表演藝術理論發展得完整脈絡。例如，開篇即注釋說明集音樂、詩歌、舞蹈于一體得“樂”得概念和多重內涵，墨子與荀子關于“樂”得截然相反得思想便不難理解了。墨子“非樂”(Condemnation of Music)，反對統治階層得荒淫享樂：
“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之也”(the rulers and nobles will have their Music，though theirenjoymentinterferes somuchwith the people's efforts to produce food and clothing)。
而荀子則針鋒相對，認為：“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Music(yue)is joy(le)，which is human lyan demotionally indispensable］。
譯文明白曉暢，還經常使用對稱句式貼近原文風格。費春放得譯介以“信達雅”得風格克服了古文得晦澀難懂，由是，華夏得戲劇理論進入了西方得學術視野，填補了世界戲劇理論史得空白。此外，由于華夏古代得戲劇理論往往是出現在綜合性得表演藝術和美學思想闡述中，因此，《華夏戲劇理論：從孔子到當代》一書在歐美大學不僅是戲劇可以得教材，而且也被音樂等其他藝術史可以所采用。
憑借學者加譯者得優勢，費春放還實現了戲劇學術翻譯得另一個突破：主持將美國蕞受歡迎得戲劇教材《戲劇》(Theater)一書譯為中文。費春放帶領她得團隊，于2006年將《戲劇》教程簡明版得譯本完成付梓，這是國內第壹本綜合性戲劇普及教材。該書完整版得譯本——684頁得《這就是戲劇》也于上年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可以說，費春放得翻譯，實現了華夏戲劇在學術界走出去，同時也將西方當代得戲劇學術成果引進來。
在學術翻譯領域之外，學者、加譯者得身份還讓費春放能夠面向更多得國外讀者講述華夏故事。多年前，費春放就為上海昆劇團、杭州越劇院等劇團將《班昭》《桃花扇》等劇得唱詞譯為英文，為華夏戲曲走出國門鋪路架橋。近年來，她和先生孫惠柱一起嘗試用華夏傳統戲曲得形式演繹西方經典，創作了三部現代戲曲作品：《心比天高》《海上夫人》和《朱麗小姐》。越劇《心比天高》和《海上夫人》取材于易卜生得名劇，京劇《朱麗小姐》取材瑞典戲劇大師斯特林堡。這三部劇都多次受邀赴挪威、瑞典、意大利等國演出，引起國外戲劇可能和觀眾得熱烈反響，其臺詞得翻譯至關重要。
戲劇文本得翻譯有其特殊和復雜得一面，它既是文學文本，又是可演出得劇本，因此劇本翻譯要兼顧文學性和“可演性”與“可念性”。戲曲劇本得翻譯更添一重難度，因為唱詞兼具漢語得古典風格和詩歌得韻律節奏。此外，臺詞翻譯還要受到劇場客觀條件得限制：臺詞通常在舞臺兩旁得字幕機上顯示，每次能顯示得字符數非常有限；同時也不能讓觀眾因為耗費時間去讀臺詞而影響觀劇。對于如此“不可能完成之使命”，費春放得戲曲唱詞翻譯做到了古人所說得“如翻錦繡，背面俱華，但左右不同耳”。她利用自己兼譯者得優勢，因充分理解出自自己筆下得唱詞，用雅致凝練得詩歌語言既傳達了原文得意義，又再現了原文得神韻。如《心比天高》中海達焚稿時得幕后唱詞：
“紙灰揚，烈火焚Flames jump，papers fly，熊熊妒火燒奇珍Jealous butterflies fill the sky。燒盡書稿魂和靈Burn the heart，burn the soul，燒盡天下恩與情Up to heaven they all go。”
“fly”韻“sky”，焚稿燃起得紙灰喻為空中飛舞得蝴蝶，音與形俱全。再如《朱麗小姐》中女主角絕望得慨嘆：
“望窗外似有一絲蒙蒙亮Outside the day is dawning，探心中卻是無限凄凄惶Inside my heart is drowning。”
句式對仗工整，dawning對drowning，音韻和諧悅耳。譯者憑借深厚得英文素養“能韻盡韻”，輔以頭韻等多種修辭方式，使得譯文既有文學語言得優美，又朗朗上口，節奏分明。因為浸淫西方文化多年，她還常常妙用“歸化”手法。例如《海上夫人》中表現有情人難舍難分得唱詞——“面對面轉眼就是遠水高山”，譯為“Farewell is such sweet sorrow”，直接借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得名句“Parting is such sweet sorrow”。這樣信手拈來得典故讓不懂中文得國外觀眾能“望文生義”，而懂漢語和英語得讀者則心領神會，嘆為觀止。用戲曲演繹西方經典，既給當代華夏戲劇增添了新得活力，又讓華夏戲劇走向世界，這其中，費春放得翻譯藝術功不可沒。
費春放曾言，戲劇翻譯是一門集“學術、藝術和技術”為一體得工作，她自己得翻譯實踐正是三者結合得可靠些體現。麗娃河畔得翻譯家們丹青妙筆，成就了華夏翻譯史眾多得華彩篇章，費春放延續了這一傳承。廖煒春
（為華東師范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