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于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舉辦的特展“夜幕降臨：現代藝術中的歌舞廳與俱樂部”，極富趣味地揭示了孕育現代藝術的一大重要靈感——夜色中的咖啡館、酒吧、歌舞廳、俱樂部等公共空間。

這是放松休閑、自由自在的公共空間，吸引形形色色的人們于此相聚，觥籌交錯間展開了現代社會的諸樣面貌。借助這樣面向大眾的多元平臺，藝術家們傾訴、分享、汲取、吸收，既能夠敏銳地感知社會走向，又能保持自己的藝術個性，最終碰撞出迷人的創作火花。

畫家熱衷于表現咖啡廳歌手，與音樂咖啡館的流行相連

咖啡館的誕生與法國沙龍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19世紀正是沙龍文化的鼎盛時期，作家、詩人、藝術家、政治家、哲學家聚集在一起暢談，咖啡館扮演的正是他們的公共客廳。這樣一個共同享有的舒適空間，不像私人住宅那樣慵懶隨意，也不像辦公室那樣過于正式，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營造了一個恰到好處的氛圍。

在這樣的基礎上，歐洲的文藝思潮與咖啡館鼎盛時期并行出現，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中充滿了對這類公共空間的描寫：“我總是可以去一家咖啡館寫作，可以放一杯奶油咖啡在面前，寫它一個上午，這時候侍者正在清掃咖啡館，而咖啡館里漸漸暖和起來。”“那里有干完了工作的模特兒，也有作畫作到天色暗下來不能再作畫的畫家，也有好歹完成了一天工作的作家以及一些愛喝酒的人和其他人物。”

花神咖啡館是巴黎最著名的一家咖啡館。它于1865年開始營業，位于巴黎塞納河左岸圣日耳曼大道與圣伯努瓦街轉角，周邊環繞著眾多高等院校與研究院。咖啡館一樓是經典的裝飾藝術風格，保留著二戰后巴黎的氣質。畢加索、夏加爾、海明威、薩特、布雷東、杜拉斯、徐志摩等名人都曾出沒于此。畢加索曾在花神咖啡館的玻璃上作畫，徐志摩在角落的座位上寫“巴黎如果少了咖啡館，恐怕變得一無可愛”。

再往前追溯，最開始巴黎咖啡館的形態其實應當屬于音樂咖啡館。

19世紀60年代，為了適應當時餐飲行業的需求，咖啡館密集出現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此時的咖啡館大多為音樂咖啡館，即容許超過一位歌手和單人喜劇的表演。巴黎人對于公共餐館的需求似乎永遠得不到滿足，為了迎合顧客，咖啡館店主們用盡各種方法對之加以討好。免費的臺球桌、各色的表演節目、附贈的雜志刊物等等，到了1870年代，這樣的音樂咖啡館在巴黎已經發展至145家之多。

熱愛咖啡館的客戶什么樣的都有，他們中有資產階級、做小本買賣的商人、工人、平凡家庭、外地人、外國人等等。

音樂咖啡館的興盛，原因來自方方面面，當時的作家在描述此種現象時總顯得有些輕蔑。例如龔古爾兄弟就曾發表過這樣的見解，他們認為這類咖啡館的常客其實是在酒精催動下才感受到音樂的無窮魅力，相比在這樣狹窄擁擠的環境下享受所謂的音樂，還不如晚飯后抽點時間出去鍛煉身體、清醒頭腦。

在當時的藝術作品中，咖啡廳歌手是非常常見的主題。埃德加·德加的《咖啡館音樂會》與《戴手套的女歌手》，畫的就是當時紅極一時的明星歌手特麗莎。德加曾經贊揚特麗莎的歌聲宛如想象中最為優美的天籟之音。他對于特麗莎的描繪，使用的手法與他描繪同一主題的其他作品不同。在其他作品中，德加常常喜歡描繪演出結束或是開始前一瞬間略帶懶散的時刻，可這兩幅畫有的只是對特麗莎非常清晰明確的刻畫，所有在場者都未被細致描繪出來，這種處理方式讓人感覺畫中所有人都沉浸在特麗莎的表演之中，為其歌聲所觸動。特麗莎的歌表達了對巴黎勞工階級的關切和認識，促成了當時流行文化的興起。

以娛樂場所為背景的繪畫大量出現，得說到蒙馬特高地的那些酒吧

1870年普法戰爭后，飽受戰爭之苦的法國人民需要尋求一個放松神經的地方，蒙馬特地區由此成為人們尋求開心的場所。當時這里出現了很多酒吧和俱樂部，不僅有觥籌交錯，還兼具喜劇、歌曲、舞蹈及話劇等元素的娛樂表演。由此，以娛樂場所為創作背景的繪畫作品大量出現，畫面中再現了世間百態，沉迷享樂的人、苦悶憂傷的人、高檔的消費者、卑微的服務員……

1881年，一位名為魯道夫·薩利斯的畫家在巴黎蒙馬特開了黑貓酒館。這家哥特裝飾風格的酒館很快吸引巴黎各個領域的杰出人士到此消遣，例如象征派詩人魏爾倫、沙曼，音樂家德彪西，畫家西涅克。創始人自豪地說：“在這里，你將與巴黎最有名的人靠著肩膀，見到來自世界每一個角落的外國人。”

年輕畢加索對蒙馬特的黑貓酒館早有耳聞，一度想要前來參觀游玩，可惜當他來到這兒時，黑貓早已在三年前閉門大吉，不復存在了。畢加索無緣見到黑貓酒館，卻與四只貓咖啡館結下了深深的緣分。在卡洛斯·路易斯·薩豐的《風之影》中，主人公最愛去的是巴塞羅那的四只貓咖啡館。它蜷縮于蘭布拉大道附近的小巷內，是許多藝術家鐘愛的聚集之地。在《午夜巴塞羅那》的電影中，藝術家安東尼奧尼帶著兩個姑娘前往的咖啡館，也正是這個叫作“四只貓”的咖啡館。

“四只貓咖啡館”名稱由來十分有趣，受當時的藝術中心巴黎的黑貓酒館影響，青年藝術家拉蒙·卡薩斯·卡爾沃與佩雷·羅梅烏希望在巴塞羅那開設一家同樣吸引當地文藝分子聚集的場所，效仿黑貓酒館的氣氛與運營方式，“四只貓”由此應運而生，店名意為“很少有人光顧的地方”。“四只貓”不僅是一家咖啡館，更是一個可以舉辦展覽、探討繪畫、文學、音樂的開放場所。

“四只貓”的酒水菜單，就是畢加索親自操刀繪制的。而他的第一個畫展也正是在這里舉辦的。當時的畢加索還未滿20歲，只是一位默默無聞的藝術愛好者，也并未被當地藝術家重視。直到畢加索憑借自己繪畫的本領換得一套西裝后，才被聚集在“四只貓”的藝術家團體認可。

20世紀初，常常到訪這里的藝術家除了畢加索，還包括達利、米羅、高迪等。如今四只貓咖啡館最重要的資產，可以說就是當年一大批文人雅士在此喝咖啡時留下的草稿及涂鴉了。

畢加索筆下的“狡兔之家”，賣出四千多萬美金的天價

狡兔之家，是畢加索在巴黎常去的一家酒吧。這家酒吧非常平民，里頭的酒水并非上品，但足以買醉。1875年畫家安德烈·吉爾為這個酒吧畫了一張標志畫，畫中一只兔子從平底鍋里跳了出來。這張畫具有很強的標志性，光顧的客人漸漸習慣性地將其稱之為“畫著兔子的那個酒吧”，最終此店正式改名為“狡兔之家”。

有許多藝術家都曾經畫過狡兔之家，例如畢沙羅、郁特里羅、莫迪里阿尼、布拉克、畢加索等。其中最有名的一幅作品，是畢加索24歲時為其創作的《狡兔之家》。這幅畫中，扮演丑角的是畢加索自己，另一位坐在他身旁的女性是他當時的情人熱梅娜，身后那位拿著吉他的樂手則是酒吧老板吉哈德。當時他身無分文，只好創作這張作品用來抵扣請朋友們喝的酒錢，但誰也沒想到80年后，《狡兔之家》被賣至四千多萬美金的天價。

在狡兔之家，畢加索認識了詩人朋友馬克·雅各布、紀堯姆·阿波利奈爾以及畫家朋友莫迪里阿尼。雅各布非常欣賞畢加索的才華，而畢加索也因受雅各布的影響喜歡了魏倫爾與蘭波的詩歌。莫迪里阿尼則比畢加索小三歲，家境富裕，面容俊美，他偏偏也喜好混跡于蒙馬特地區，與一些潦倒的畫家朋友一起住在貧民窟一般的“洗衣船”，做自己的藝術創作。

與這家酒館非常有緣的，還有梵高。大病初愈的他，在這里結識了一群與自己有共同志向的畫友，開始使用醇厚的色彩來表達自己的藝術世界。

這家酒館甚至誕生了一位動物藝術家，一只名叫勃荷納利的毛驢。一日酒館老板突發奇想，將一支蘸了顏料的畫筆拴在勃荷納利的尾巴上，任其在畫布上甩動，由此創造出一幅作品，還拿到巴黎秋季沙龍上與其他畫家一同展出，這幅畫名為《亞得里亞海的夕照》。

馬奈為“女神游樂廳”留下的經典名畫，引發過不小的爭議

位于巴黎第九區的女神游樂廳，是一家頗有名氣的音樂咖啡館。游樂廳裝飾富麗堂皇，娛樂節目也十分高檔。

莫泊桑在其小說《漂亮朋友》里就迫使自己的主人公踏入女神游樂廳：“弗雷斯蒂埃對他說道：看看貴賓席；除了帶著老婆和小孩的資產階級，是真正來看表演的之外，其他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我們身后，就是巴黎人最可笑的混雜狀態。這些男人是什么人？好好看看他們。”

馬奈的經典畫作《女神游樂廳的吧臺》，就是以這家咖啡館作為背景的。

馬奈不大像是一位熱愛這種娛樂環境的藝術家。在他的畫中，一位百無聊賴的服務員站在吧臺后面，似乎正在等待客人前來點酒，在她身后的鏡子里，則映射了那些正在享受巴黎夜色的顧客。服務員冷漠的眼神與背后嘈雜的人群之間的反差，辛苦謀生與自由享樂由此共存在同一空間中，馬奈十分利落地表明了當時世俗世界的特點，甚至從側面印證了這種沉迷享樂的荒誕與空虛。此外，他還畫過一幅《咖啡廳演唱會的角落》，一位端著兩杯啤酒的女招待來到一位客人的桌旁，客人則拿著一個煙斗在看舞臺上舞者的表演，色彩豐富的畫筆給人一種置身于如此喧鬧場景的錯覺。

《女神游樂廳的吧臺》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爭議。爭議的焦點首先集中在畫中的鏡子。于勒·科米特在《法國畫刊》上談到，畫中的一切都在鏡子中，而畫中又沒有鏡子。他認為這樣的素描是不正確的，那個女人形式的絕對不充分的刻畫，還有被反射的對象與其鏡像之間缺乏一致性，這樣的脫節都是印象派的慣用手法。畫作的偉大成就在于馬奈以真實的色彩來描繪人與物，以及圍繞著人與物的環境。他很可能是選擇了電燈出問題的瞬間，“因為我們從未見過哪里的燈光有如此暗淡；那拋光玻璃上的兩束燈光，就像是從冬天的霧氣中穿透過來的一樣朦朧。”其次，對于畫中服務員的姿勢與表情究竟是充滿活力還是麻木無情，始終難有定論。但馬奈這幅作品成為了當時最具現代感以及最典型的作品之一。相比于同時代其他的藝術作品，馬奈畫中的世界既不生動，也不具有家庭和樂的氣氛，它缺少私人生活的靜謐感，也不具備公眾生活積極的一面。豐富色彩下展現的是一種沉重，他所描繪的階層似乎從這個混合的世界中抽離出來，變得更耐人咀嚼。

“伏爾泰小酒館”里，誕生了日后傳揚世界的達達藝術

1915年，德國人雨果·巴爾與他的妻子在瑞士蘇黎世開辦了伏爾泰小酒館。酒館以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命名，在這里，誕生了達達藝術。在這個酒館50米開外的地方，列寧在此居住完成了一部書稿《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達達藝術的命名十分偶然，一群前衛的藝術家用一把裁紙刀戳入字典后選用了法語dada，意味空靈、糊涂。達達藝術通過反美學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于資產階級價值觀的認識，以及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抗議。詩人及藝術家漢斯·讓·阿爾普曾經這樣說道：

“出于對1914年世界戰爭無謂殺戮的厭惡，我們在蘇黎世獻身于藝術。當槍聲在遠方發出持續而低沉的隆隆聲時，我們竭盡全力唱歌、繪畫、拼圖、寫詩。我們在尋求一種基于基本原則的藝術來治療時代的瘋狂，尋找一種可以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恢復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

1916年6月，達達出版了《伏爾泰酒館》小冊子，1917年3月，達達畫廊開幕，7月，達達藝術創刊《DADA》，同年11月，列寧在俄國領導了十月革命。在伏爾泰酒館，曾出沒過藝術家漢斯·讓·阿爾普，詩人特里斯坦·查拉、理查德·許爾森貝克，作家瓦爾特·塞納，實驗派電影制片人維金·艾格林等。來自世界各地的文藝人士都帶著對戰爭的厭惡之情聚集在這里，希望藝術重獲新生。但是三年之后，一戰結束了。來自各地的藝術家紛紛返鄉，這家酒館便落寞了。但幸運的是，達達主義被帶至世界各地，精神永存。

(吳京穎 作者為中國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