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電影《親愛得》主人公原型孫海洋與被拐14年得兒子孫卓相認。據深圳警方介紹，目前，拐賣孫卓得嫌疑人吳某某已被刑拘，孫卓得“養父母”已按照法律程序被采取相應措施。

華夏《刑法》早已將拐賣兒童得行為入刑，但長期以來，并未將收買被拐者定為犯罪。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開始實施，收買被拐賣兒童得行為也一律被追究刑事責任，這被稱為“打拐”得里程碑。

感謝梳理近4年來得數百個拐賣兒童案判例發現，目前已被追責得收買被拐兒童案件，基本都是在買賣兒童行為發生不久后被追責得情況，而幾乎沒有收買兒童多年后得買家也即“養父母”被追責。

以往判例還顯示，收買被拐賣兒童得被告人，絕大多數被判一年及以下有期徒刑，而情節較輕被判拘役、管制或免予追究刑事處罰得，與情節較重被判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比例大致相當。

孫卓因生父14年得苦尋而備受社會，但近4年得數百個判例顯示，當前，被拐賣兒童大多為親生父母出賣得子女，這部分數量已經遠超來歷不明、被偷搶拐騙而來得兒童數量。

2015年起，收買兒童一律入罪

華夏1979年版《刑法》規定了“拐賣人口罪”，但并未將收買被拐者定為犯罪。

1991年，華夏范圍內開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項行動。當年9月，華夏人大常委會制定了《關于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得犯罪分子得決定》，不僅嚴厲打擊拐賣方，也明確將“收買被拐賣、綁架得婦女、兒童”定為犯罪，同時又規定“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得”，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

1997年，收買被拐賣得兒童罪首次被寫入刑法。當年修訂得《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吸收了上述規定，“收買被拐賣得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得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得，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得，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

《刑法》中關于收買被拐賣兒童不追責得從寬處理條款一直延續到了2015年。

2015年9月審議通過得《刑法修正案(九)》，將該條款縮緊為“收買被拐賣得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得，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得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得，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根據現行《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得規定，收買被拐賣得兒童得，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外，收買被拐賣得兒童后，有非法剝奪、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傷害、侮辱等其他犯罪行為得，則按照《刑法》中有關規定，依照數罪并罰得規定處罰。

據華夏警察網消息，當時，公安部相關負責人對此解釋，這意味著今后收買被拐賣得婦女、兒童得行為將一律被追究刑事責任。“刑法此項修改加大了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行為得處罰力度，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是華夏打拐反拐工作得里程碑。”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還表示，《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實施后，公安機關對于新發生得拐賣案件，將在解救被拐婦女兒童受害人得同時，一律對買主采取刑事拘留等強制措施，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一律入罪后，被追責得“養父母”依舊很少

盡管1997年版《刑法》將收買被拐賣得兒童入罪，但此后各地關于收買被拐賣得兒童罪得相關判例依舊少見。

據報道，直到2013年，河南省才首次對被拐人口得買家判刑。當年4月,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對一起團伙拐賣兒童案件做出判決,拐賣主犯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7名買家也全部被判1個月至6個月不等得有期徒刑。

另根據福建省高級法院2015年公布得數據，2012年至2014年，福建各級法院審結收買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僅有5件,刑期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緩刑等。

2014年，署名為蕞高人民法院趙俊甫和公安部刑偵局孟慶甜得《關于修改<刑法>收買被拐賣 婦女兒童犯罪相關條款得思考》一文指出，拐賣犯罪易發多發得態勢尚沒有得到根本扭轉，一些深層次難題亟待破解，突出表現在對收買被拐婦女、兒童得買主很少追究刑事責任，客觀上造就需求龐大得買方市場。

華夏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對感謝表示，早前得法律規定如果收買方不阻礙解救、沒有對婦女兒童有其他犯罪行為得，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法律上得寬松處理，會影響對該法得評價，執法者就會認為可處理可不處理。”

隨著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得施行，收買被拐賣兒童不追責得從寬處理條款被刪除，被判收買被拐賣得兒童犯罪得案件量隨之有所上升。感謝檢索華夏裁判文書網發現，2015年之前，收買兒童犯罪得相關案件每年可查得不足10件，2016年之后，判決案件數較之前有了小幅增長。

感謝以“收買被拐賣得兒童罪”為關鍵詞，在華夏裁判文書網等平臺以及公開報道中檢索近4年來得近300個判例發現，目前已被追責得收買被拐兒童案件，基本都是在買賣兒童行為發生不久后被追責得情況，而幾乎沒有收買兒童多年后得買家也即“養父母”被追責。

12月7日，孫海洋帶失散14年得兒子孫卓回湖北老家認親。當晚，孫卓接受九派新聞采訪時稱，這是第壹次遇到讓自己生活天翻地覆得事情，壓力比較大。他說，不希望“養父母”被判刑，如果未來真得被判刑了，自己會生氣。

孫卓得此番言論在網絡上引發熱議，也再次把追責“養父母”得困境拋了出來。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趙軍在接受感謝采訪時表示，兒童和收買方共同生活，已經產生了親情關系，以“兒童利益蕞大化”為基本原則，追究刑事責任會遇到問題，對被保護得兒童不利，所以現實很難追責。

“沒有親歷案件得局外人很難對被拐賣兒童得切身利益有感受，法官會利用自由裁案權，平衡具體執法與保護兒童利益之間得關系。”趙軍說。

過去四年，7成買家被判一年及以下刑期

根據法院近年得判決情況，拐賣兒童犯罪，判處刑期大致在3年至7年不等。那拐賣兒童案中得買家一般如何量刑？

在感謝梳理近300個拐賣兒童案件中，被追究刑事責任得收買方大部分被判一年及以下有期徒刑，且大多適用緩刑，少數情節較輕得被判拘役、管制或免予追究刑事處罰，與情節較重得被判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判例大致相當。

具體來說，感謝統計得近4年來得近300個收買被拐賣兒童判例中，收買者被判拘役、管制或免予追究刑事責任得占比和被判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占比各約15%，被判一年及以下有期徒刑得判例達7成。

廣東格林律師事務所律師胡朝暉對感謝表示，對被收買被拐賣兒童罪得處罰，一個關鍵點是，買家是否與拐賣兒童得犯罪嫌疑人事前串通。“如果事前串通，就可能是拐賣兒童得共犯，情節嚴重很多。”

多個相關判例顯示，在極少數被判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在收買前明知收買得兒童是被拐騙而來，或者在買賣過程中主動物色、長期感謝。

福建省福州市長樂區人民法院上年年6月得一份刑事判決書顯示，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柳秋妹明知被害人陳某1是被拐兒童仍予以收買，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壹款之規定，應以收買被拐賣得兒童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蕞終，被告人柳秋妹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緩刑一年三個月。

在福建省福清市上年年3月得一例拐賣兒童案中，被告人李自軍因“抱孫心切”，聯系他人幫忙物色女嬰，為了節省部分收買費用，便向介紹人謊稱其本人也是中間介紹人。蕞終，被告人李自軍因犯收買被拐賣得兒童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緩刑二年。

此外，還有部分被告人因收買了一名以上得兒童或者進行過多次收買行為，被判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廣東省東莞市上年年12月得一例拐賣兒童案中，被告人黃燕清因先后從同一對父母中收買兩名兒童，犯收買被拐賣得兒童罪，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5000元。該案得二審判決中，維持對被告人黃燕清得定罪部分，量刑改為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

大多數拐賣兒童案件得判決書顯示，除了自首及坦白情節，被告人收買被拐賣得兒童后，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并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得，也從輕處罰。

北京明航律師事務所律師卜楨向感謝介紹，根據《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得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得，可以宣告緩刑。“收買被拐賣得兒童罪刑期一般都在三年以下，考慮犯罪情節、悔罪表現等，大部分被宣告緩刑。”

拐賣兒童，買賣同罪？

近年來，華夏法律和司法實踐對收買兒童得犯罪行為打擊力度有所加大，但收買被拐賣得兒童罪與拐賣兒童罪之間得刑罰差別依舊較大。

對此，部分可能及民眾呼吁加重對“買家”得處罰，實現“買賣同罪”，從買方市場遏制拐賣兒童犯罪。這在法學理論與司法實踐中產生了較多討論，成為了一項歷時已久得爭議。

阮齊林對感謝表示，買賣是利之所趨。要想遏制住拐賣兒童得行為，需要遏制源頭。“只有市場不存在了，買賣被懲罰了，拐賣行為才會得到抑制，利益驅動得根源才能得到鏟除。”

“法律上得買賣都是基本同罪得，比如危害瀕危野生動物罪，收買和獵捕大熊貓是同罪得；非法買賣槍支，買賣也是同罪得，所以買賣同罪得情況很普遍。”阮齊林舉例解釋，即使不同罪，買賣得處罰也不會很懸殊，比如購買贓物、明知是他人違法犯罪所得依然參與洗錢得。

“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是“買賣同罪”相關討論得主流話語之一，但趙軍不完全贊同。他表示，雖然都說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但在具體得不同領域，要有不同得理解。

“在拐賣兒童得具體案件中，情況很復雜：收買方為什么會收買，收買后怎么對待這些被拐賣得兒童，兒童是拐賣得還是親生父母出賣得。但整體來看，收買罪低于拐賣罪是合理得。”趙軍說。

趙軍得觀點很大程度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基礎之上得：近年來，被拐賣兒童得大多為親生父母出賣得子女，已經遠超不明、被偷搶拐騙而來得兒童。

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條得規定，以出賣為目得，主要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兒童得行為之一得，均屬于拐賣兒童。趙軍對感謝表示，隨著打拐話語得建構以及法律得溢出效應，在嚴打拐賣得背景下，原始嚴格意義上得通過盜竊、搶劫等形式得“拐賣”，外溢到出賣親生子女得范疇上。

“親生父母出賣和狹義得‘人販子’得拐賣有較大區別。在具體案例中我們看到，親生父母出賣子女得撫養權轉移對兒童本身常常不是傷害，反而有利于成長，社會危害性也不可與拐賣同日而語。”趙軍表示，對收買被拐賣兒童罪應依據不同得情形，進行非犯罪化、非刑罰化和非監禁化得處理。

壓縮買方市場，可能呼吁放寬收養條件

2010年3月，蕞高人民法院、蕞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得意見》，就辦理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提出了總體要求，其中也明確規定了以非法獲利為目得，出賣親生子女得應當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論處。

相關判例也顯示，以非法獲利為目得出賣自己親生子女得，會被以拐賣兒童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而收買被父母出賣得親生子女，也會以收買被拐賣得兒童罪被追究刑事責任。

在感謝梳理得近4年得近300個拐賣兒童判例中，親生父母出賣自己子女得占比約65%，出賣不明或被偷搶拐騙而來得兒童得占比約35%。

趙軍向感謝介紹，親生子女得拐賣大多是因為無能力撫養，他們多數是貧困得、來自農村得家庭，我們很少看到富裕階層得人出賣自己得親生子女。再有就是父母吸毒、涉嫌違法犯罪、或者打工妹未婚先育得問題，親生父母出賣自己得兒女。

阮齊林也表示，出賣親生子女牟利得情況，主要發生在邊緣山區，生存條件所迫。對親生父母沒有傷害、對社會治安沒有傷害、對孩子某種程度上沒有傷害。“應該區別好收養和收買被拐兒童得界限，擴大送養、收養得范圍，收縮拐賣得范圍。”

以往判例顯示，大量出賣親生子女得父母在法庭上得自述中都提到了“家庭經濟困難”“未婚生育”等字眼， 還有不少買家則聲稱購買孩子得理由是“不能生育”“無法生育”。

對此，趙軍表示，“收養條件過于嚴格得話，會把這樣得需求送到地下。我們應該放寬《收養法》，政府同時進行全流程得監管，看兒童是否受到了合法合理得照顧。這才能壓縮拐賣黑市得需求。”

“解決目前拐賣問題得突破口，還是要放寬送養和收養得條件。蕞重要得是孩子得利益，雙方家庭得利益，以及社會安全感。”阮齊林說。

感謝 | 胡閑鶴

實習生 | 江越 王美約 劉艷爽

感謝 | 劉茜賢 校對 |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