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舉史料中經常會提到這么一句話：“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那么，同樣是進士，甲等不同反映在授職上，又有哪些顯著區別呢？
御史以清代為例，來具體講一講這個話題。
先來說一甲進士。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對于一甲進士的授職情況，相信大多數讀者都是很清楚的。按例，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
也就是說，一甲三名享有特權，不用像二、三甲進士那樣，需要通過朝考來決定能否成為庶吉士。但是一甲三名所授的官職，也僅僅是象征性的，他們也需在庶常館學習三年，直到散館后方能授予實職。
那么這就會產生另一個問題：如果二、三甲進士也考入翰林院，是不是就意味著與一甲三名就處在同一起跑線了呢？
從清代的情況來看，區別還是有的。有人作過統計，清代114名狀元，官居二品以上的多達44人，官居四品以上者高達86人。榜眼、探花的數據略低，官居四品以上者分別為62人、47人。
可見，一甲三名的官運平均值明顯要高于二甲、三甲進士。而且一甲三名按例是不會外放知縣的，最差的也是正六品的主事。
再來說二、三甲進士。二、三甲進士的出路取決于朝考的成績。通常來說，二甲進士通過朝考的成功率更大，三甲進士多少還受到一些歧視，在錄取時很難躋身翰林院。當然這也不絕對，像曾國藩就是三甲進士，但他照樣通過朝考，成為庶吉士。
有了朝考這一環節，便把二、三甲進士劃分出了翰林、非翰林的這一重要分界線。我們不能說三甲進士的仕途就一定不如二甲，但可以肯定的是，翰林出身的必然勝過非翰林出身的。
庶吉士散館后，主要有兩條出路，也是因考試成績而定的。
成績優等的在翰林院、詹事府任職，走純粹的學官路線。而這條路線，正是清代文官通向入閣拜相的捷徑，因為素來就有“非翰林不入內閣”的潛規則。
成績二、三等者，被安排在各部院任職，走得是行政文官的路線，極少數也會外放知縣。這一類官員因熟悉部務，又有翰林出身這一金字招牌，故而上升空間也很大。
二、三甲進士沒有通過朝考的，那么只能在六部任職，或是外放知縣了。這一類人，往往難以得到提升，若是京官能到郎中這個級別算是到頭了；若是外放知縣，恐怕一輩子都難以晉升。
如此，便能把二、三甲進士分為四種：即翰林出身走學官路線的、翰林出身在部院任職的、非翰林出身在部院任職的、非翰林出身外放知縣的。
以乾隆十九年甲戌科為例，具體來看看這四類進士的仕途情況。
這一科錄取了241人，其中二甲70名，三甲168名。紀曉嵐便是這一科中式的，位列二甲第四名，后點為庶吉士，他走得便是典型的學官路線。
二甲第二十五名是王士棻，他走得是翰林出身在部院任職路線；三甲第九名李昌昱，走得是非翰林出身在部院任職路線；三甲第四名任增，走得是非翰林出身外放知縣路線。
紀曉嵐雖然有“清代第一才子”的美譽，但他前半生的仕途并不算很順利，散館后被授予編修，不久遷左春坊左庶子。
乾隆三十三年，吏部議準調紀曉嵐為都勻知府，但乾隆帝認為紀曉嵐之長在學問，并不適合做地方官，因此加其四品銜繼續留任庶子。
可以看出，紀曉嵐自考中進士后，花了十四年時間由七品做到了四品。這在翰林官中，升遷速度絕對是拖后腿的。紀曉嵐的仕途高峰在乾隆中晚期，最終官居從一品的協辦大學士。
王士棻翰林出身，散館后因成績列為三等，被委任為刑部主事。他的經歷比紀曉嵐要坎坷許多，在主事任上一干就是九年，乾隆三十一年，王士棻名列京察一等，才被提升為刑部員外郎。
乾隆三十四年，王士棻晉為正五品的刑部郎中。在郎中任上，王士棻足足待了十五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認為王士棻久在刑部辦差，特旨調任為江蘇按察使。嘉慶元年，王士棻去世，此時他的官職為正二品刑部侍郎。
李昌昱有幸以三甲進士被留京任職，但他的情況就不如王士棻了。他在工部歷任主事、員外郎、郎中，熬了三十年不過才正五品。乾隆晚年，被外放臨江知府，這也是他的最高品級。
任增中進士后，便被外放為南和知縣，史料中記載他的政績、官聲都不錯。然而每次大計考核后，他都在知縣任上轉悠，無非就是從小縣調到中縣，再從中縣調到大縣，幾十年下來還是正七品。
任增去世后，作為同年的紀曉嵐為他親自撰寫墓志銘，稱贊任增“意氣豪爽，胸懷坦白。每酒酣耳熱，議論飆發，四座聳動，覺光明磊落，鄙吝之意都盡。”
當然，也不是說三甲進士、非翰林出身者的仕途就一定不行，御史所說的是平均水平，個例自然是有的，諸位大可不必抬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