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史記記載，老子長居洛陽，見到周室衰敗，于是向西而去，路過函谷關時，關令尹喜成功索要了《道德經》，此后老子不知所蹤。
春秋晚期，周室衰敗之際，老子隨即離開避難，但當時秦國并不強大、且比較“野蠻”，既非避難之所，亦非傳道之所，那么老子為何還向西而去？老子比孔子大了不少，為何風燭之年向西而去，而非回歸故鄉？函谷關是戰國中后期秦國修建的關卡，春秋晚期的老子為何能夠遇到函谷關？
其實，老子西出函谷關的謎團之所以多，原因很簡單，就是與如今通行本《道德經》的作者有關，考古發現道德經的作者就不止一人，至少一個在春秋、一個在戰國，古人混亂了不同時空的不同人物，于是產生了“老子西行”的諸多問題。
道德經的作者不止一人上世紀70年代，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考古發現一批西漢初期帛書，其中就有帛書《道德經》，與流傳至今的通行本大致相同，說明帛書道德經應該始于先秦。
上世紀90年代，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中，考古發現一批竹簡，其中就包括《道德經》，也是迄今為止最早版本的道德經，但它與帛書本卻大不相同。
至于帛書與楚簡道德經的關系，其實就是帛書本對楚簡本的“與時俱進”式的增刪，或者說戰國文人對春秋道德經進行了一定改編，比如以下三點可以管中窺豹：
首先，帛書本道德經中有“三十輻共一轂”，即三十根輻條構成一個車輪，而楚簡道德經中沒有這句話。學者郭寶鈞考證發現，春秋時車輪沒有“三十輻共一轂”，此類車輪最早出現于戰國中后期。
其次，楚簡本的反戰力度遠不如帛書本，這與春秋晚期戰爭強度、烈度都不如戰國時有關。比如楚簡本只說“故曰兵者非君子之器”，但帛書本變為“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反戰思想的力度越來越強。
第三，楚簡本中只有一處提到“取天下”，即“（周王室）以無事取天下”。但帛書本中多次提到“取天下”，動不動就是“（諸侯）將欲取天下也”，說明當時天下一統日漸成為趨勢，因此帛書本應該寫于戰國中后期。
通過對比考古發現的兩個版本道德經不難看到，楚簡本道德經具有春秋時代色彩，最可能是老子的原作；戰國中后期時，原版道德經已與時代有所脫節，于是當時文人進行了“與時俱進”式的改編，讓其更符合時代需求，形成了帛書本道德經，姑且稱此改編者為道德經的“第二作者”。
道德經第二作者會是誰根據史記記載，“老子”可能有三，分別為春秋老子、楚國老萊子、周太史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其中老子與老萊子時代相同，都生活在春秋晚期，周太史儋大概生活在戰國中期。
以此來看，老子與老萊子都可能是楚簡《道德經》的原作者，但帛書本五千言的作者應該是周太史儋——“戰國的老子”。或許，正因為周太史儋高水平的改編道德經，從而讓他隱隱約約有了“老子”之稱。
所謂周太史儋，就是擔任周朝太史（官職），名字叫“儋”，他曾西行秦國，或為周王室尋求秦國援助，或勸秦獻公止兵，拜訪秦獻公時預言“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應指秦始皇）出焉”。
因此，周太史儋有能力成為道德經第二作者，也有西行的動機，后來也不知所蹤，這些都與“老子西去”的傳說高度吻合。
當然，不排除道德經的“第二作者”是戰國其他人，但史書沒有留下一點線索，讓人無從猜測，只能姑且認為周太史儋就是“第二作者”。
綜上可見，春秋老子著書道德經，戰國老子——周太史儋根據時代需要進行了改編，由于周太史儋西行秦國，大概留書帛書本道德經五千言，最終入秦后又不知所蹤，于是才有了“老子西行”的傳說。
也就是說，真正“騎牛西去”的老子，應該是戰國周太史儋，而非春秋時的老子，只是后人混淆了春秋老子與戰國老子的區別，把戰國老子的西行嫁接到了春秋老子的頭上，于是才出現春秋老子“騎牛西去”的種種不合理之處。
參考資料：《史記》、郭店楚簡《道德經》、馬王堆帛書《道德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