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1945年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日軍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連遭敗績。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杜魯門和丘吉爾(7月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禮)在柏林近郊波茨坦舉行會議，7月26日晚發表了美、中、英對日最后通牒式公告，史稱《波茨坦公告》。我國沒有參加會議，但公告發表前征得了蔣介石的同意。杜魯門在回憶錄中說：“蔣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項保留條件：他要我們把列在上面的三個發起國的政府首腦的名字次序更換一個，他要把他放在英國首相之前，因為這樣做會在國內對他有利。為了迎合蔣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這項改動。”蘇聯于8月8日對日宣戰后加入該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公告實際上是外國一手操辦的，具體內容并沒有與我國領導人、英國領導人會商。而外國起草這份公告的目的，仍然還是著眼于外國利益。短期的目標是減少外國軍隊在進攻日本本土時的損失，長期的目標是爭取日本在戰后能夠最大限度地服從外國的戰略目標。至于羅斯福生前信誓旦旦的“日本軍國主義必須像德國軍國主義一樣被徹底鏟除”很快就成為了昨日黃花。因此，按外國政府的看法，對日本的處理有別于對德國的處理，簡單地說，德國的投降是真正的無條件投降，而日本的投降實質上是有條件投降，其條件就是“不包含變更天皇的統治國家大權的要求”。因此，日本天皇的“八一五”《終戰詔書》，只是宣布為了日本民族生存和為了“人類文明”而“終戰”，沒有“投降”“戰敗”之類的字樣。

起草《波茨坦公告》的是兩位外國國務院的“日本通”官員。最早是國務院特別助理杜曼。他是出生在日本的外國人，直到13歲才回到外國，后來擔任過國務院的日本課課長。提出最終稿的是曾經長期擔任過外國駐日本的大使格魯，時任外國副國務卿和代理國務卿。

當時多數外國人都認為不廢除天皇制，日本就無法消除軍國主義，日本就談不上民主化。但格魯和杜曼認為，保存天皇制符合外國利益。因為，第一，如果外國明言要廢除天皇制，日本就會繼續頑抗，美軍勢必付出更大的犧牲;第二，還要放眼戰后的大格局，如果外國要廢除天皇制，就不免會與日本真正交惡，外國在遠東的影響力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據《昭和天皇“獨白錄”》記載，當裕仁天皇將他對投降的決定通知皇族的時候，朝香親王問如果“國體”(即天皇制----引者注)得不到保留，戰爭是否還要繼續時，裕仁回答說：“當然”。

在杜曼和格魯，特別是格魯的努力下，排除了反對派的意見，這個為外國起草的敦促日本投降的宣言書，最終成為了美英中三國聯合發表的《波茨坦公告》。這個公告最可肯定的是仍然堅持了《開羅宣言》的限制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侵略的原則，但留下的最大遺患是實際上為日本保留天皇制留出了余地，使得日本的錯誤歷史觀有了很大的市場，以致于發展到了今天成為了日本的主市場。

《波茨坦公告》傳到日本后，并沒有引起日本的重視。這是因為當時的日本主戰派的強硬以及日本民眾一直還受到“一億玉碎”的激勵，加上日方摸不清盟國的真實意圖等原因造成的。7月28日，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舉行發文人會，發文人問：“對于三國聯合公告，首相的看法是什么?”鈴木回答說：“我相信三國聯合公告僅僅是《開羅宣言》的重復，對于日本政府來說，并沒有發現什么重要價值，沒有什么要求助，僅僅是完全忽略她，為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而戰。”

這種忽略的直接后果是引來了外國的在8月6日對廣島投下了原子彈。蘇聯8月8日的對日宣戰徹底消除了日本企圖通過蘇聯調停的幻想。

在日本忽略期間，有些日本駐外官員卻全面理解了外國的心機。當時日本與反法西斯盟國的外交聯絡，是通過日本駐瑞典和瑞士的外交機構進行的。日本駐瑞士的公使加瀨俊一，在詳細比較了《波茨坦公告》和《克里米亞宣言》(對德國投降要求)后，發現對日和對德的態度有“顯著不同”，其中主要有：沒有觸及天皇及政體、承認日本的主權、在使用無條件投降的字句時只限于日本軍隊等。他認為，外國為了防止蘇聯的勢力擴張，想早日結束對日戰爭，沒有打出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招牌，事實上是要放寬條件，早日和日本言歸于好，所以外國爭取了主動權，發出了三國公告。加瀨俊一將這些意見于8月1日用電報報告了東京的外相東鄉，還標以“十萬火急”。這封電報也轉給了日本駐蘇聯大使佐藤，佐藤研究后完全同意，也于8月5日發電告訴了東鄉外相。佐藤的電報到達的第二天，廣島遭受到了原子彈爆炸。8月9日，長崎也遭遇到了廣島同樣的打擊。

日本為何去何從舉行了的御前會議，并于8月10日凌晨由天皇作出“圣斷”，采用“只把保持政體作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條件-----東鄉案(甲案)”。8月10日上午7點半，華盛頓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上午9點，美方由杜魯門總統主持，開會審議對日本的《答復》。美方的立場是“天皇統治國家的權力，要置于聯合國軍(即盟軍---引者注)最高司令部的限制下。”8月11日，外國將任命麥克阿瑟為盟軍最高司令官的消息通報給了蘇聯。

英國著名研究日本史的學者肯尼斯.G.韓歇爾，在其名著《日本小史》中指出：“1945年6月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77%的外國人要裕仁受嚴厲懲罰，而同年9月18日，參議院提出一項共同決議案，宣布裕仁應以戰犯身份受審。其他盟國的許多領導人物，諸如新西蘭總理以及澳大利亞、蘇聯、荷蘭、我國領導人，也都認為裕仁應該受審。”“外國政府對裕仁的立場基本上是謹慎處理。外國并不真正想廢除天皇制”。“裕仁的偉大救星是麥克阿瑟。他們在9月底私下見面，而裕仁在麥帥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之間似乎彼此有強烈好感，尤其，他們都厭惡共產主義。麥帥感覺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將是防范混亂與共產主義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見該書第188頁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0年)

日本對外國那些“國務院的日本事務專家”是感恩的，特別是對格魯和杜曼。1960年5月17日，日本贈給杜曼二等旭日重光勛章。稍后，在9月29日，日本贈給格魯一等旭日重光勛章，這是為了紀念日美百年修好而去外國的皇太子夫婦特意送去的。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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