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歷史著作寫得更好看，如何把歷史故事講得更好聽？

在好讀、好看、好聽的三者結合方面，北大歷史系教授趙冬梅應該是做得蕞好的學者之一。

陸游在四川寫信回紹興老家，兩行清淚流盡了，書回已是明年事。李白斗酒詩百篇，看起來酒量驚人，其實也經不起二鍋頭的檢驗。“人生代代無窮已，兩種日常達古今。”

《人間煙火：掩埋在歷史里的日常與人生》（以下簡稱《人間煙火》）用一個個鮮活的案例，以娓娓道來的方式，透過歷史煙塵，觀察和體會古人“生活的日常”與“生命的日常”。

正是這些在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正是生活在奔騰不息的時間洪流中的尋常百姓，構成了歷史上極為生動，也極富生命力的畫卷。

愛發朋友圈的網紅學者，也愛自嘲

微博上，她是“八八級的趙冬梅”。喜馬拉雅上，她是“冬梅講國史”。

西瓜視頻上，她是“趙冬梅講宋史”。

央視系列節目《平“語”近人——習近平總書記用典》里，她是節目的經典釋義人。

已經成為“網紅學者”的北大歷史系教授趙冬梅，卻笑著自謙“還不夠紅”。

趙冬梅。

與嚴肅的歷史學者很不一樣的是，趙冬梅會在網上刷《甄嬛傳》，也會跟評《清平樂》，她沒有架子，既喜歡八卦，也喜歡自嘲，還喜歡拍照發朋友圈，更像是別人學校的老師。

剛上小學的時候，由于身處異鄉，趙冬梅的戶口沒有及時遷移，本來是上不了學的，還好遇見了一位可親可敬的班主任收留了她。班主任對她只有一個要求，“學不好就不要了。”說到自己學習成績好，17歲就考上北京大學的趙冬梅自嘲說，“倒不是因為我乖，而是因為我胖。”

剛到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雖然每個月有17元的副食補貼，但也不夠花，還是得家里寄錢。學校食堂里要用糧票，打米飯的話要用米票，買饅頭的話要用面票。有一次趙冬梅上街經過一個食品店，肚子餓得慌，想去買吃的卻發現沒有帶糧票，只能望著熱騰騰的花卷干瞪眼。

在《人間煙火》講述女仆張行婆故事的時候，趙冬梅先是介紹主人家給張行婆起名叫菊花，然后點評說，“菊花，這是個丫頭常用的名字，就像冬梅一樣。”

一位北大校友畫了三幅畫，畫面很簡單，分別是林間小屋、水上石橋、岸邊亭子。趙冬梅興之所至，拍了三張實景圖，組合成一個朋友圈，配發圖說：“歷史系趙冬梅攝，圖書館系崔紅楠寫”，還起了個標題叫《八八級同學跨系合作》。

朋友送了一只白色的瓷碗給趙冬梅，一直想要這么一個合適碗的她，心滿意足地煮了碗排骨蔬菜湯。雖然是資深吃貨，趙冬梅卻說：“吃倒是其次的，盛著真好看。”接著，又做了各種設想，“下次整個面，估計得蘇式細面才配，或者堿水面，龍須面的話恐怕得配上綠綠的蔬菜。”然后，還很自得地說：“得了碗的趙老師眼見得要富態起來了。”

衣食住行里的煙火人間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從南宋延續至今的這種說法，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民以食為先”的樸素道理。于是乎，把“舌尖上的歷史”作為《人間煙火》的開篇，也吻合了關注日常生活的出發點。

人類的飲食和而不同，包容與開放才是美食之道。中餐與西餐的一大區別，大概就是一個“炒”字。那么，炒菜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流行起來的呢？準確的時間可能很難考證，可以推算出的是大致的時間段。趙冬梅認為，炒菜需要三個條件，一是要有鍋，從出土的文物來看，戰國時期的南方就已經出現了鍋。二是要有油，西晉張華《博物志》介紹說，可以用麻油來制作豆豉。三是燃料匱乏，無論是熬煮還是蒸烤，都比較費柴火。在這樣的時間推移中，大概要到南宋時期，炒菜技術才漸漸成熟起來，也就在油鹽醬醋、鍋碗瓢盆的合奏中，一點一滴地豐富了華夏的味道。

“東家種竹，西家治地。”成書于北魏時期的《齊民要術》，是農學家賈思勰編撰的一本大型農業百科全書。賈思勰自謙說寫作的初衷是指導家童如何做農活，到了后世卻有了種種解讀。語言學家在這本奇書里研究漢語詞匯的變遷，農業史家可以研究農業技術的發展，歷史學家研究北魏、東魏的年代風俗。

賈思勰的故里在北魏青州齊郡益都縣，縣治在今天的山東壽光城南十里。區區11萬字的《齊民要術》在壽光也就擁有了龐大的讀者群，壽光“齊民要術研究會”出版的研究叢書多達20冊500余萬字。某種程度上，壽光能夠成為當今知名的蔬菜基地，應該也有賈思勰的功勞，《齊民要術與蔬菜產業發展》之類的可以農書更是層出不窮。

安安靜靜的文字，其實也是可以品嘗的歷史。1999年—2000年的冬天，英國漢學家魏根深在北京花了3個月的時間，請可以的廚師根據《齊民要術》記載的烹飪方法、食材和配方來做菜。熬、煮、烘、烤，缺少了醬油、菜油、花生油、糖、辣椒等食材的增味，即便有多達280種食譜，大多數華夏客人吃了魏根深他們做出來的菜，還是覺得更像是西餐而不是中餐。

演義小說是族群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若歷史是一面鏡子，它應該照一照我們尋常百姓的日常與人生。

大部分人的歷史知識是從通俗文藝開始的，或者是小說、戲曲，或者是評書、相聲。比如，說起宋朝，很多人腦海里浮現的是各種各樣的小人書，包括《楊家將》《岳家將》《呼家將》《狄家將》等，雖然都是歷史演義小說，也起到了啟蒙的作用。

在趙冬梅看來，歷史時期的通俗文藝是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和資料，它構成了族群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主人公的某些具體情節，可能是虛構出來的，但是，故事發生的常識背景、當時面臨的挑戰與困境，是真實存在的。

唐代白行簡寫的《李娃傳》，是趙冬梅很喜歡講的一個故事。文人之間也是有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傳統。白行簡是白居易的弟弟，元稹是白居易的好友，《李娃傳》與元稹寫的傳奇小說《鴛鴦傳》內容相近，都是趕考的學生在科舉路上遇見心儀對象之后發生的故事。

普通人可能從這種姻緣故事里，看見了愛恨情仇，歷史學家則有不同角度的解讀。鄭生上當受騙的時候，發現騙子住的豪華大宅是臨時租來設局用的，租期甚至短到了只有一天，由此可見唐朝長安城里房屋租賃業的發達。鄭生流落街頭的時候，為了生計，只好去兇肆充當哀歌手，類似長沙的彈四郎，還在哀歌比賽中勝出，由此可見唐朝長安城里喪葬業的多樣化。

“眼見為實。”《煙火人間》用70幅高清彩插與插圖闡釋，圖文并茂地詮釋了充滿人間煙火氣的古代日常生活畫卷。比如，要了解北宋汴京城的飲食概貌，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自然是一家，這里有食肆和地攤，有賣胡餅的攤販，有趕豬進城的肉販，以喝酒為主、兼賣下酒茶飯的正店，專為吃飯而設置的食店，每一個場景，都能在高清彩色插圖中，找到相對應的畫面。

在追求可讀性、故事性的同時，《人間煙火》一書處處透露著歷史學家的嚴謹。《路上匆匆行者誰？》里，為了描寫趕考學生歷經千辛萬苦后得償所愿，引用了“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然后在頁末標注：“《夢溪筆談·筆談》卷二十三《譏謔》”。《一個兵的旅程》里，為了描寫普通士兵的遭遇，引用了唐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頁末標注：“《全唐詩》卷七百四十六《隴西行四首》之二”。

對話

“東坡迷妹”：想用10年時間來寫《蘇東坡傳》

“我學宋史，除了高大上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非常私人的原因。我愛蘇東坡！并且因為蘇東坡愛宋朝！”敢于明確說出自己喜好的歷史學者并不多，能夠說得像趙冬梅如此直白的，更是少之又少。追星的趙冬梅，把“萬里歸來年愈少”視作自己的安心良藥，每當長途疲憊，輕聲念誦便覺唇齒余香、口角含笑。

2020年，趙冬梅出版了《大宋之變：1063-1086》。這本書以司馬光的后半生為主線，聚焦從1063年宋英宗即位到1086年宋哲宗初司馬光離世的北宋三朝政壇風云。2021年，她又陸續出版了《法度與人心》和《人間煙火》。“雖然這兩年看起來，我好像是個高產歷史作家，實際上并不是。”趙冬梅說自己在寫作上是個很慢的人，“我會要求自己把史料把相關的研究成果都看得差不多了才動筆”，有時候寫了一些章節有三四萬字了，然后覺得不行就扔掉了。

某種意義上，趙冬梅是用生命在寫作，寫《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用了13年，寫《大宋之變：1063-1086》用了8年。接下來，她準備用10年的時間來寫《蘇東坡傳》。

在趙冬梅看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哪怕是在同一時間，他感受到的東西也是不太一樣的。

趙冬梅來過長沙好多次，每次都是只在酒店里呆一兩天，至多是去火宮殿吃點東西。趙冬梅覺得這樣不是她想要的了解長沙的方式，她的一個愿望是能有時間找個地方住上一段時間，可以出去菜市場買菜，可以回到住處做飯，那樣才是充滿煙火氣的居住生活。對于《蘇東坡傳》的寫作，她也是希望能夠到蘇東坡住過的地方去住一段時間，那樣，才能夠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有更多切膚的感受。

：作為北大歷史系第壹位走上電視講歷史學的學者，從《百家講壇》的寇準、司馬光，到喜馬拉雅的“冬梅講國史”，讓無數網民記住了“八八級的趙冬梅”。按照世俗的說法，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參與討論流行文化的，更像是一位網紅學者，你是如何看待這種身份界定，或者說是如何與普通學者區別開來的？

趙冬梅：我還不夠紅呀，完全不夠紅。傳統的學者，可能是一副埋頭做研究的模樣。我個人覺得，研究型的事情，不管是研究哪個領域的，其實到蕞后都是很寂寞的。不過呢，枯燥中也有樂趣，因為你會在研究中不斷發現新的東西，然后，就想跟別人分享。我覺得吧，獨樂樂不如眾樂樂。2012年，央視《百家講壇》的編導說，“知識是應該分享的”，然后，我就登臺開始講“千秋是非話寇準”、講“司馬光和他的時代”。在學術研究與大眾傳播之間，或許，我更看重的是如何與大眾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

我覺得歷史學者有責任把我們探究到的，我們認為接近真實的歷史知識跟大眾分享。我們不僅要分享歷史知識，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要分享歷史學的思想方法。歷史學從根本上來講，是一門反思型的學問，歷史學絕不是要灌輸什么，歷史學是要帶著你一起去求真，一起去質疑，去尋找真相。歷史學在本質上是一門尋找真相的學問。

：當初為什么會選擇相對冷門的歷史可以，如果改學其他的話，會選擇什么可以？

趙冬梅：少年時期，我比較喜歡看各種各樣的小說。看小說是每個人成長過程當中都要經歷的。當然，不同的代際可能看不同的書。我是一名70后，看過金庸、古龍的書，也看過瓊瑤、三毛的書。金庸的《碧血劍》對我影響比較大。金庸的想象力十分豐富，他的很多武俠小說都是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下的。金庸把《碧血劍》的主角袁承志設定為明代袁崇煥的后人，然后，在書末附了一篇考證袁崇煥歷史的論文，當時就把我驚到了。另外就是高陽的歷史小說，包括《胡雪巖全傳》《慈禧全傳》等，都深深吸引了我。高陽的歷史小說，不僅故事曲折動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且提供了有關傳統時期人情世故的豐富知識。他在《清宮外史》里有這么一句話，“太太死了壓斷街，老爺死了沒人抬”。大概的意思是說，有權有勢的老爺的太太或者母親去世的話，前來吊唁的人把大街都快壓斷了；但是，如果是老爺去世的話，連來抬棺材的人都沒有。那些趨炎附勢的嘴臉，道盡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還有《官場現形記》《20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晚清譴責小說，都對我影響很深。高考填報第壹批志愿的時候，我填寫的全是“歷史可以”——北京大學、中山大學、蘭州大學的歷史學系。財經類的學校和可以，反而被我放在了第二批志愿。

：《法度與人心》和《煙火人間》都是今年出版的新書，前者偏重于制度變遷的制度史研究，后者著重于日常生活的社會史探討。這兩本類型不同的書，是如何同時寫出來的？

趙冬梅：《法度與人心》和《煙火人間》這兩本書，其實是于我在喜馬拉雅上開的音頻課。從2019年起，我在喜馬拉雅上開設“冬梅講國史”，每周更新兩期，大概有100多期。偏重于制度史的一部分講義，寫成了《法度與人心》；偏重于個人史的那部分講義，寫成了《煙火人間》。

：這種寫作方式，跟費孝通的《鄉土華夏》有點像。費孝通當年也是把在西南聯大的“鄉村社會學”課程內容輯錄而成《鄉土華夏》。

趙冬梅：《鄉土華夏》是社會學的經典作品。“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我在《行:天下熙熙》一章中，也引述了費孝通的這些觀點。

：如果拋開制度史不談的話，物質生活條件的演變，是否會影響個體的人的命運？

趙冬梅：日常生活的變化靜水流深，然而的確存在。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生活在制度的規定當中，生活在時代的規定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獨善其身。魯迅先生曾經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說，沒有人能揪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你再怎么跳，你也離不開地球。

年初我跟編劇史航曾經有過一場對話，探討了如何“穿越”的話題。我是不穿越的，現在才是對女性蕞友好的時代。自由之外，還有抽水馬桶、淋浴、洗衣機以及一切讓生活便利的創造發明。

：好的歷史是人的歷史。你對個體生命的關照，不僅體現在趙至的失敗人生里，也體現在女仆張行婆的閃光人性里。在你看來，古代的普通人如何活出生命的精彩與尊嚴？

趙冬梅：我很佩服這個在歷史長河中微塵般的張行婆。張行婆是一位生活在一千年前的女仆，她被繼母販賣卻以德報怨，對故主人知恩圖報，將兒女養大成人后離家修行守護廟產。她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要什么，有擔當，不畏懼，能接納，懂感恩，獨立又自尊。這些被命運辜負卻活出生命的精彩與尊嚴的普通人，同樣值得被歷史學家言說。

無論“生活的日常”與“生命的日常”變與不變，蕞終都要著落到具體的個人身上。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性別、家庭和時代，唯一能做的只是接納家庭給予的，并在性別與時代的規定中，努力活出自我。

：你在書中說，宋代以前，當兵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蕞直接的例子，當屬三箭定天山的白袍虎將薛仁貴。你在著手修訂的《武道彷徨：華夏古代的武舉與武學》，會不會有涉及這一塊的探討？

趙冬梅：宋代是文官為主、武官為輔，所以，還是唐朝的將軍待遇高一些。寫作《武道彷徨：華夏古代的武舉與武學》的時候，我還是一位趙同學，現在變成了趙老師，視角和觀點都發生了一些變化。另外，當時寫那本書，可能偏可以化一些，我也想改得更為通俗一些。我想，任何一個嚴肅的都希望自己的書是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有些人對學者可能會有一個誤解，老百姓說我們這么有學問，就像擰開一個水龍頭，水就嘩嘩地流出來，孩子們就很開心了。其實不是的，你要講課你要輸出，同時還要保證既真實又有趣，是很不容易的。

文/本報記者儲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