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的進步，隨著人們對楊振寧了解的加深，越來越多的華夏人意識到，科學要去功利化，要重視理論研究，如任正非所說：

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我國比較重視實驗科學，對理論研究不夠重視。現在也一樣，公司不能目光短淺，只追求實用主義，那有可能會永遠都落在別人后面。

網上有很多人對楊振寧的誤解很大，覺得他“沒有明顯的作用”，這其實是一種無知帶來的局限性。

對于偉大的人物，人們通常因為不理解而“舉世非之”，特別是對于還在世的偉大人物，更是吹毛求疵。

實際上，相比楊振寧的創造性貢獻，他的一些“兒女私情”其實真的不應該成為人們的關注點。

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說，“我輩無一人堪比任正非”，他還表示，華夏算得上是科學天才的有一個楊振寧，算得上是商業天才的有一個任正非，其他的天才雖然有很多，但恐怕不容易打進史書里去。

這個評價太高了，這是在說楊振寧和任正非能夠名垂青史啊。

楊振寧，世界級物理學家。1957年，楊振寧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原理，與李政道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另外，楊振寧提出的“楊-米爾斯規范場”論是20世紀物理學公認的蕞為重要的成就之一。

我們知道，20世紀的物理學領域有三大里程碑：相對論，量子力學，規范場。其中之一（規范場）就是楊振寧的貢獻，因此，楊振寧能與牛頓和愛因斯坦相提并論，并駕齊驅。

“楊-米爾斯方程”是“楊-米爾斯規范場”論的核心，不少諾貝爾獎獲得者都受益于這個方程，在基礎物理學領域，楊振寧可謂是奠基人，一代宗師。

打個比方，科學理論的研究，就像是打地基，應用則是起高樓，如果地基不穩當，那高樓蓋得再漂亮也沒有用。

比如我們的幾大互聯網公司規模很大，市值很高，但為什么不如華為受尊敬？因為它們是在應用層面的“花枝招展”，而華為是做通信、芯片、系統等基礎層面的——這方面的重要性，相比這兩年大家都體會到了。

做基礎層面的研究很辛苦，投入和風險很大，是互聯網公司看不上、不愿做的“臟活累活”，但華為“板凳要坐十年冷”，數十年來一直堅持投入研發，因此才有了今天的厚積薄發和高度。柳傳志曾表示他佩服任正非，敢帶著華為走那條艱險的道路。

在長期投入技術研發的同時，兼顧短期的利益回報，兩者相輔相成，實現了良性循環。這是任正非偉大的地方，說他是商業天才，確實是名副其實。

如果只做應用層，那根基就會受制于人，永遠無法獨立自主，受制于人，做得再好也進入不了第壹流。

科學和技術是不同的概念，技術是偏于經濟層面多一些，而科學是技術的引領，科學是認知，技術是應用，兩者是分主次順序的。

“真正決定人類精神和物質世界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是科學，而不是技術，科學對于技術的支撐和引領作用無以替代。”“牛頓運動定律和愛因斯坦相對論支撐著人類航天夢想，麥克斯韋電磁理論奠基了電力和電子工業，圖靈原理和模型孕育了馮·諾依曼現代計算機構架……”

前不久，任正非轉發了一篇文章，文章的表示，我國應該去功利化，超越對科學的膚淺理解。

任正非很認同這點，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就講到，“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論突破，尤其是化合物半導體、材料科學領域，基本上是日本、美國領先，我們要利用全球化的平臺來造就自己的成功……我國也經歷了泡沫經濟的刺激，年輕精英們都去‘短平快’去了，我國的工作母機、裝備和工藝、儀器和儀表、材料和催化劑研究……相對產品還比較落后，我們用什么方法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生產試驗，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

越是在大機會時代，越是不能機會主義。要知道，在泡沫化的環境中，是產生不了科學家的。“我們China經濟上發展速度過快，有很多泡沫機會，大家都忙著在泡沫里面多賺點錢，可能在做學問的問題上，就有點惰怠了，有點兒跟不上時代。”

所以任正非指出，一個China首先要重視基礎教育，特別是農村的基礎教育。所以，一個China的強盛，是在小學教室的講臺上完成的。

我們要想在產業上取得領先，那在科研上就不能功利主義，不重視基礎研究和基礎教育。科學是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沒有這種認識，就不會有技術上的創新和應用。

比如華為5G的領先，就離不開土耳其教授的一篇論文。任正非說得好，做研究就是要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

在任正非轉發的那篇文章里，表示，“一個真正的科學強國必須擁有一大批足以改變人類命運的偉大科學發現，以及眾多能夠領導世界潮流的科學大師。”

而楊振寧這樣的科學大師，正是我們蕞欠缺的。如果華夏多幾個楊振寧和任正非這樣的天才，那我們的目標達成就要快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