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揚

文人和美食的“量子糾纏”源于何時，顯然已無法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過去1000多年，這種有如知己般的心靈慰藉，就從未間斷。且不談隨著時間流轉，東坡肉、太白鴨、五柳魚這些文豪自創(chuàng)的美食都已走進尋常巷陌，就說如今時常被吃客們掛在嘴邊自嘲的“老饕”一詞，其首創(chuàng)者竟然就是“吃貨”蘇軾。至于從古到今將“吃”上升到學術高度的食譜著作，據汪曾祺先生考證，也“大多都是學人的手筆”。正如前些年有句膾炙人口的廣告語所說：“沒聲音，再好的戲也出不來”，借助于文人的刁鉆評介、灑脫軼事，更多美食走出深閨，為人追捧；而各類美食佳肴也反哺了代代文人，一時間洛陽紙貴的美食隨筆，將作家從單一刻板的文人形象中剝離開來，展示了他們親和多元的世俗風骨。

善食者，必有鄰

評論家王干的《人間食單》，文如其名，寫的自然是四方美食。但穿過林林總總的特色美味，書中還有一位繞不過去的靈魂人物，那就是作家汪曾祺。《人間食單》以汪曾祺之子汪朗的序言打頭，以一篇《夢見汪曾祺先生復活》的后記收尾，中間又輯錄了記敘汪曾祺美食往事的《“美食家”汪曾祺》《赤子其人赤子其文》等隨筆，撿拾了諸如“周末節(jié)假日隔三差五地到老頭（汪曾祺）家蹭飯”等交往經歷，脈絡清晰地展現了王干的“美食師門”，用他在書中的話來說就是：“我是汪先生的追隨者、模仿者、研究者。”

不僅是結構布局上的“汪味”，《人間食單》對汪曾祺的致敬，可謂是融入肌理的。在《里下河食單·魚鰾花生》中，王干講到口腹之物的創(chuàng)新，就會情不自禁聯想到汪曾祺發(fā)明的“油條揣斬肉”；在《吃相和食相》中，王干談及梁實秋和汪曾祺的美食文章，自然而然地認為汪曾祺高出一籌，揄揚他的作品“帶有強烈的參與感”；至于在《里下河食單·慈菇》等文中，順著相同的敘述對象，提及汪曾祺寫過的《咸菜茨菇湯》，就更是意料之中了。

除了師承的脈絡，王干的《人間食單》還寫到了不少文壇上的“同好者”，有一篇題為《“貪吃蟹”謝冕》的隨筆，即使面對比自己年長近30歲的長者，王干仍然還是那副“玩世不恭”的語腔語調，文中“泄密”當時就已經80多歲的謝老一口氣連吞17只生蠔、22個冰淇淋，“稱贊”謝老是北大連奪寫作量、運動量、酒量、飯量“四個第一”的知名教授。

謝冕的滿腹經綸為學界熟知，所謂的“貪吃”又被王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于是《覓食記》的著述和面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有趣的是，《覓食記》請來的后記作者竟然就是王干，而王干又在后記中透露汪曾祺和謝冕原本就是好友，京城的“文人美食圈子”看似各有版圖，但又因為相知相惜，融合在了一起。既然以“貪吃”聞名，謝冕筆下的文人吃客也無一不是大快朵頤的主兒，特別是在《餡餅記俗》一文中，謝冕就自爆連續(xù)多年組織“謝餅大賽”，“比賽誰吃得多”，最終，連“一貫嚴于飲食”的洪子誠都連吞六只，榮獲“新秀獎”；北大前校長周其鳳也“聞風報名”，卻因食量過小而被清除出賽，令人不禁捧腹。

學者趙珩的《老饕三筆》，承接了《老饕漫筆》《老饕續(xù)筆》的一貫風格，溫和平靜、娓娓道來。雖然同是將一群志同道合的吃客引入文中，但與謝冕、王干信手拈來的幽默勁兒和其筆下風趣的“老小孩們”不同，趙珩更多是以仰視的尊崇視角，講述那些曾經有過交往、如今已經離世的“老先生們”，說是書寫美食，其實更是懷念舊人。在謝冕的《覓食記》中，飯桌上的“交鋒”時有發(fā)生，而他本人就因為“揚州獅子頭是否應放荸薺丁”而多次與葉櫓激烈辯論；但在《老饕三筆》中，啟功、朱家溍、王世襄、周紹良等老先生，“雖然都精于飲食之道，但絕對不會點評桌上的飯菜”，最多只在餐桌上回味些過往的飲食經歷。趙珩稱贊老先生們“描述之精到，令人如臨其境，于是桌上的出品也就顯得黯然失色了”，這大概就是不同文人的不同趣味吧，無論是豪放有如謝冕、王干，還是含蓄之于趙珩，事實上都深諳生活之道，堪稱可愛之至。

始于南，吃在北

想當年，“吃貨文人”的祖師爺蘇軾，就是一路遭遇貶謫、一路研發(fā)美食，而被冠以“美食家”頭銜的汪曾祺，也是無論身在高郵、昆明還是北京，都能神速融入當地美食，留下了數量眾多的饕餮文章。不約而同的是，無論謝冕、趙珩還是王干，雖然如今都定居北京，浸潤著獨特的京城美食文化，但其“美食素養(yǎng)”的初訓之地又都是南方。

在《老饕三筆》中，趙珩多次提及“我雖然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但是幾代女主人都是南方人”“我的祖母和母親都是南方人的生活習慣”。也正因為此，當他在《清粥小菜》中講起北方人的吃粥配菜時，印象里卻滿是諸如福建的肉松、上海的黃泥螺、蘇州的蝦子鲞魚、興化的醉蟹這些典型的南方吃食。與趙珩祖母同鄉(xiāng)的汪曾祺，在《四方食事》中就曾經對蝦子和醉蟹極盡贊美，稱贊前者“鮮得連眉毛都掉了”，后者則是“天下第一美味”；王干的《里下河食單·醉蟹醉蝦醉泥螺》，也同樣寫到醉蟹和黃泥螺。與趙珩爬梳歷史傳承和追尋少年記憶不同，王干更多是以本鄉(xiāng)人的近水樓臺，展現了從選材到清洗、從制作到品嘗的全過程。如同汪曾祺一樣，王干的隨筆也彌散著濃厚的人文情懷，就比如他講里下河人洗刷螃蟹，“用鬃毛刷子刷，不用鋼絲刷子”，是因為“螃蟹會疼”；又比如他說里下河自古以來稱香菜為“鹽須”，取的就是香菜學名“芫荽”的同音，印證了當地深扎民間的古代文化的影響。

出生北京或是寓居北京多年，謝冕、趙珩和王干對北京吃食的偏愛也溢于言表，正如謝冕在《覓食記》中所取的一篇文章標題：“這城市已融入我的生命”。《覓食記》中的《燕都五記》一輯，收錄了五篇與北京相關的隨筆，撇去打頭的《這城市已融入我的生命》，另外三篇記敘的都是坐落在北京的西餐廳、日料店、湘菜館，另外就只有《那一碗鹵煮火燒》寫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小吃，至于炒肝、面茶、灌腸等，都只在《燕都小吃記》中以百字篇幅概而論之。趙珩在《老饕三筆》中也描述了記憶里的幾樣冬令小菜，比如“舊時很普通”的沖菜，“今天在北京幾乎看不到了”；又如“北京冬季家庭餐桌上”的辣菜，“已經有六十年沒有吃過了”。謝冕、趙珩都沒有開門見山地講明，但在時光荏苒和歲月流轉中，“很多原有的生活情趣和習慣已經消失和正在消失”，那些外來的飲食文化，正在蠶食著傳統(tǒng)的飲食體系，也在沖刷著過往的飲食記憶。

《覓食記》以《面食八記》開篇，用全書1/4左右的篇幅，記敘了餃子、面條、餛飩等最為常見的面食，如此醒目和高標，恰恰體現了重視，用謝冕的話來說就是：“我在北方吃了這么多年北方的飯，我感謝北方的大地、父老鄉(xiāng)親讓我享受到面食。”值得玩味的是，雖說“南方重米、北方重面”，面食的“根系”始終在北方，但謝冕每寫一種面食都涉筆南北對比，比如包子，“北方口重，近咸；南方口輕，偏甜”；比如春餅，在北方“總帶著壯闊平原的蒼茫之氣”，在南方“當然擁有了南國軟糯的風格”等。除此之外，謝冕還饒有興趣地把面食進行了“性別劃分”，稱燒麥和餛飩是“女性的”、饅頭是“男性的”，真可謂吃出了生活韻味、吃出了人生情趣。

舊食事，新況味

在《老饕三筆》腰封的最顯眼位置，寫著一句“飲饌小文章，人生大況味”的推薦語。如同商量好的一般，無論《老饕三筆》，還是《人間食單》或《覓食記》，都沒有把山珍海味、八珍玉食作為品鑒對象，而是透過那些最家常、最普通的百姓吃食，展示著最親切、最世俗的人生況味。

《人間食單》寫的是源自土地和河流的家鄉(xiāng)味道。對于王干來說，能與遠去的家鄉(xiāng)味道相關聯的，自然也是充盈著特定時代氣息的塵封記憶，這其中酸甜皆有、悲欣交集。比如王干寫到螺螄，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妻子懷孕時想吃螺螄，自己便在大冬天跑去湖邊摸了幾顆，請小飯店加工做湯，妻子“喝得很開心”；比如寫到秧草，他回憶起過去炒秧草時都要倒上小半碗菜籽油，但又擔心鍋上沾油父母會責怪，沒想到秧草耗油，鍋像“水洗過一樣”；又比如寫到神仙湯，他聯想到神仙湯的命名，稱鄉(xiāng)民面對一碗最普通的“醬油湯”，卻“做出高大上的范兒”，展示了“面對苦難和貧困時的樂觀和通達”。王干透過“食物”所寫的“食事”，讓人洞見了猶如晏殊筆下“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相疊加的復雜情緒，我們很難將王干所敘的舊事歸納成單純的“苦”和“樂”，但正是這種含混難辨的狀態(tài)，才更加貼合本真的生活原態(tài)。《老饕三筆》也是如此，書中《刨冰》一文就寫了20世紀30年代初趙珩家里“買過一個美國出產的電冰箱”，后來因為其父每天“偷吃”冷食，冰箱就給賣了；直到1980年代，家里才再次購置冰箱，趙氏父子開心地將放置冰箱的小廳稱為“飲冰室”。趙珩大戶出身所造就的獨特經歷，自然不是絕大多數孩子所能感知和企及的，但撇去具有個性特征的具體事件，那些附著于人類最基本追求上的情感因子，卻毫無疑問是互聯和共通的。

《孟子》講，“食色，性也”；《漢書》講，“民以食為天”。食物在文人的記述中如此重要，想必不僅僅因為它喂飽了口腹,養(yǎng)育了生命，當然還因為那些與“物質需求”須臾不分的“精神需求”，比如某種豐富的感情和過往的經歷——復雜而厚重、綿延而深長。（易揚）

來源：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