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阿里女員工的案件在網上引發熱議，甚至群友之間出現分歧和絕交的也比比皆是，隨著在七夕節濟南警方的通報，這個事件也并沒有因此而塵埃落定，反而引發了更多的爭論。
其實在這個警方通報之前，僅僅靠一個自媒體發布的受害者散發的傳單就去給人定罪的行為已經在網上蔓延開了，而相對理性的分析就被某些情緒認為是給犯罪嫌疑人“洗地”，是對受害者的二次迫害。
其實，分析和討論不是為了給嫌疑人“翻案”，也不是為了給受害者“潑臟水”。兩個嫌疑人已經被公司開除和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這個定性已經很清晰明確，不存在給他們“洗地”的空間和可能性。更不存在抹黑“受害者”的情況，很多人在說“沒有完美的受害人”，不完美并不等于不能探討。既然這個案件從一個“自訴”案件變成了引發社會討論和占用公共資源的“公訴”案件，那么不管是受害者還是犯罪嫌疑人都可以去討論，這是基本的道理和邏輯。
而且一開始受害者通過撒傳單的方式引發公眾關注，最終讓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那么社會關注這個案件并不是僅僅關注犯罪嫌疑人，應該是雙方當事人以及事件本身，以及因此引發的職場潛規則和酒桌文化陋習討論等等。
以現在的這幾個人的身份和案件的社會關注度，這個案件的偵破的公正性和嚴謹程度也不存在疑問。如果你是一個嚴重的“被迫害妄想癥”患者，那我不建議閱讀這篇文章，因為會讓你很難受。相對于前不久吳亦凡的案件這次警方并沒有公布太多細節，濟南警方應該是知道更多的真實細節，畢竟連測謊儀都用上了。我猜想之所以公安機關沒有去公布太多細節，有可能出于保護當事人的目的，在這里要替濟南警方點贊。但是不排除隨著網絡繼續發酵，警方可能會公布更多的細節的可能性。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個只公布了結果和過程的通報讓更多人陷入到了“劇本殺”的游戲中。今天我們就從現有的信息中來分析一下案件里不符合常理的地方。
1、本案受害者的自訴文章和都美竹如出一轍，是“知音體”，存在夸大、編造和隱瞞事實的情況
其實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和編劇，第一次看到這篇文章時，處于最基本的職業敏感，我就感覺不正常。（一個長期工作在刑偵第一線的朋友也有同樣的疑惑）。如果僅僅從文風來判斷，這篇文章和都美竹的幾乎一樣，大概率是一個專業的中年油膩男性寫手，站在第三者視角拼湊的一篇知音體文章。文章中多是情緒的宣泄，甚至是帶有“侮辱女性”的字眼。有條理，但是沒邏輯。（有關都美竹的文章分析，在那個案件警察通報之前，我做過一起視頻，有興趣的可以去找來看看，最終結果基本上都跟我的分析一致）
下面我們結合受害者的自訴文章和警方通報來一一分析：
我們來看這篇文章一開始上來就制造了一個恐怖的氛圍，完全是懸疑電影的寫作手法，我看到開篇第一個控訴的時候，我的思維想當然地以為是女員工自己一個人“冒著生命危險”去一個暗黑之地出差，從一開始進入到了一個完美的陷阱里，從而讓受害人一步步進入到一個萬劫不復的地獄，而且沒有任何掙扎反抗的余地。從公司到合作方都在設計陷害她，完全是強迫她走到這一步。但是看完之后又感覺不對，第一，杭州臺風你去濟南怎么算“冒著生命危險”，就算臺風是有生命危險，你待在杭州才是“冒著生命危險”。去濟南大概率是坐高鐵，何來“冒著生命危險”一說？后來通過下文我們可以知道她是跟同事一起去的。通過警方通報補充的信息我們知道了，阿里的兩個同事還提前一天來到濟南，一共三個同事與她一起去的。而且受害者是這個項目的對接人，從4月就開始對接，出差早就在公司系統內部有報備，而且作為項目對接人從始到終都是你在負責，7月15號就約定好了，不是突然要求出差，再說了你不去出差這個項目怎么簽署協議？
這種完全扭曲事實的“春秋筆法”，是應該出現在一個“受害者”陳述里嗎？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是到達濟南醉酒后的過程記不清有情可原，而這種有著清晰記憶和記錄的工作過程撒謊到底是為了什么？
如果按照正常的邏輯，那公司是不是可以起訴她“造謠”？
2、對于過程的錯誤和選擇性陳述
從這個陳述過程我們大概腦海里可以清晰的有這么一個畫面，一個犯罪嫌疑人對受害者正在肆無忌憚的猥褻，而當事人卻在旁邊看著，放任不管。大家記住受害者在陳述這段過程的時候一半是看了證據“視頻”后的陳述，一半是靠腦補當時的場景。合作方濟南華聯的張某帶她去無人的包間是看了視頻之后確定的事實，對另外一個犯罪嫌疑人同事王某是想象，這個想象在醉酒狀態下可以理解。而實際情況呢？警方的通報是這樣的。
整個猥褻過程發生在包間到大廳的垃圾桶的路上，可見整段過程飯店是有視頻為證的，那么受害者是如何“從監控里看到……帶到一個無人的包間”。當然犯罪嫌疑人猥褻的事實是清晰的，無可辯駁的，但是已經看過視頻監控的受害者為何要這么描述？她在這個環節里的控訴對象主要是兩個人，一個是作為同事的犯罪嫌疑人放任不管，一個是濟南華聯張某。而實際結果僅從警方通報的信息來看至少不是受害者描述的同事王某坐在那里“放任不管”。
3、受害者的描述出現了“侮辱女性”的字眼
單純看這兩段文字，任何一個有點理智的人能想象出這是出自一個女性受害者的“自述”嗎？“玩不過癮”這樣的詞匯是一個標準的男性第三者口吻，而且是帶有惡俗的“知音體”風格，帶有強烈侮辱女性的色彩。這一段文字也是全文的最“奇妙”的地方。而經過官方的通報我給做一下簡單的總結：
第一次犯罪嫌疑人同事王某文在間隔15秒鐘就出來了，并不是受害者說的幾分鐘。請大家注意，這并不是受害者模糊的記憶，而是觀看了視頻之后“清晰”的記憶。
第二次，進入王某文進入到房間是因為同事讓他去房間查看，而且是前臺電話打通了受害者的電話，經過受害人同意后才進入房間，在這次進入房間時實施的猥褻犯罪行為。這說明至少受害者還是有接電話的意識。而犯罪嫌疑人幾次進入房間都是或者有人陪同，或者是同事要求或者是進去拿走遺留的雨傘。
可以說同事王某在進入房間行為構成了犯罪，但是在目的上都是有據可查，有人作證。那么其他同事不會去跟受害者去解釋或者對證嗎？受害者的自述文章里完全是把這四次寫的是驚心動魄，預謀已久，跟之前“強迫出差”環節進行了完美的呼應。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受害者為什么在報警時隱瞞了合作方濟南華聯的張某的兩次猥褻行為？受害者有兩次報警，第一次報警是對同事猥褻的報警：
第二次，受害者報警是在大約一周以后，控訴的主體依舊是同事為主，甚至都沒有提及濟南合作方。
而在隨后的網絡出來的文章中則有了濟南華聯的合作方的第一次猥褻。受害者為何在報警時完全隱瞞濟南華聯張某的兩次猥褻行為？特別是最后酒店里的這次猥褻明顯是在她清醒的狀態下進行的，這要比同事王某對她的侵犯更加明確。
而且這篇控訴文章沒有像以往的那樣由受害者或者家屬在網絡上發布，而是通過自媒體傳播開來，或者是以傳單的形式發布出來。
4、這個案件最大的疑點是受害者為何隱瞞或者混淆內褲被偷走的事情。
受害者的陳述是懷疑同事王某偷走了她的內褲，而公安給的通報則是合作方濟南華聯張某帶走了內褲。另外一個線索則是開封的安全套和未開封的安全套的問題。受害者在清醒的狀態下如何看到了一個開封的安全套？
第二天一早，受害者還是主動給合作方張某打電話約見以及后期公安通報中則是可以證明安全套確實是合作方張某帶過來的。在受害人清醒的狀態下為何把內褲丟失和安全套的事情上“轉嫁”給了同事王某？
為何從始到終受害人一直不提這一次猥褻，還需要吃瓜群眾從警方通報中知曉？
最后，其實最關鍵的是這篇文章到底是誰寫的？為何有這么多明顯的漏洞和與事實不符的地方。我們為受害者伸張正義，一定是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而不是靠一篇文章就給別人定罪。就好比吳亦凡的案件中一樣，背后有寫手和敲詐勒索并不代表吳亦凡就是清白的，但是理清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既是對公眾的負責，也是對當事人雙方的負責。
縱觀整個案件，結論是清楚的，兩個犯罪嫌疑人猥褻證據確鑿，但是中間的細節卻太多不符合常理的地方。我們再次呼吁抵制職場潛規則，增加女性職場保護條例，也反對酒桌文化。只有搞清楚真相，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還受害者一個清白，讓犯罪分子受到應有的懲罰，讓大眾在理性中辨別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