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中有多少個“南陽”
“襄陽說”認為“南陽”和“宛”是兩個不同的地域概念。有學者還專門“下了一點笨功夫”，把《三國志》及裴松之注中凡使用“南陽”、“宛”兩個地名的記載全部摘錄下來，并公開了自己的調查結果。既然有學者提出了這種全新的求證方式，于是本人也“下了一點笨功夫”，和襄陽學者一樣逐冊逐卷逐行查找《三國志》中“南陽”到底有多少個。當然本人要感謝現在的這個時代，不必要采用和襄陽學者一樣一字一句的去數，可以借助電腦輸入關鍵詞，馬上搜索出《裴注三國志》關于“南陽”的統計結果。對比結果如下：
一、襄陽的統計結果與電腦統計不符
丁寶齋先生在《三國志及裴注中南陽、宛的地域概念》一文中①，公開了自己的統計結果：記載歷史事件的“南陽”有36次，“宛”用了39次；記載人物籍貫的“南陽”用了44次，“宛”用了2次；記述官職稱謂的“南陽”用了15次，“宛”用了2次；還有無地域概念僅借用“南陽”二字的有1處。計算丁寶齋先生公開的數據，“南陽”是“36+44+15+1=96”，“宛”是“39+2+2=43”。也就是說，“南陽”96個，“宛”43個。
本人用電腦搜索《裴注三國志》，輸入關鍵詞馬上出現了統計結果，比丁寶齋先生當年可方便多了。電腦統計結果顯示，在《裴注三國志》中“南陽”有108個，“宛”有61個。電腦數據和丁寶齋先生統計的數據不符，電腦統計的“南陽”比丁寶齋先生統計的“南陽”多出來12個。
至于丁寶齋先生的統計結果與電腦的統計結果到底哪一個正確，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不做具體的評判。
二、 襄陽的統計結果與自己的“附錄”數據不符
丁寶齋先生在統計出數據后，還將數據以列表的形式附錄在了自己的論文后面②。本人也下了一個笨功夫，一字一句認真數了丁寶齋先生附錄中列出的“南陽”，再三確認丁寶齋先生附錄中列表中的“南陽”是94個，與丁寶齋先生論文中顯示的96個“南陽”的統計結果還少了2個。
到底少了哪一個“南陽”呢？本人驚奇地發現丁寶齋先生列表中居然缺少了“襄陽說”最關鍵的《漢晉春秋》中“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這句話。這里，我們先擱置《漢晉春秋》這句話的爭議問題，就歷史事實來說，《裴注三國志》中確實收入了《漢晉春秋》中的這句話。借用一句流行的話來形容《漢晉春秋》和《裴注三國志》之間的關系，那就是“《漢晉春秋》自古以來就是《裴注三國志》的固有內容，《漢晉春秋》是《裴注三國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什么要無視這個事實呢？
三、 襄陽為什么統計的不是陳壽的《三國志》？
為什么丁寶齋先生統計《裴注三國志》而不是陳壽的《三國志》呢？其實原因也很簡單：《三國志》對南陽有利，而《裴注三國志》對襄陽有利。
《三國志》是陳壽的原著作品，《裴注三國志》是后輩史學家裴松之在陳壽原著的基礎上，補充了大量的野史材料，這種用“野史”補注“正史”的行為確實豐富了原作的內容，但某些無根據、不合理的野史材料一定程度擾亂了正史的權威性，甚至改變了原作者的本意。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本人也同樣用電腦檢索的方式對陳壽的原版《三國志》進行了檢索，結果顯示 “南陽”有62個，“宛”有44次。這個數據和丁寶齋先生統計的數據更不符了。
四、為何要在“南陽”問題上下“笨功夫”？
回過頭來再看這個“笨功夫”，從該文標題中就可以看出這個“笨功夫”的目的就是該文最后提出的“反復加以說明，是為了告訴人們：絕對不能將漢末南陽理解為今南陽市區”。這里先不去理會襄陽學者的結論是否正確，我們先考慮一個問題，為什么襄陽學者不圍著最關鍵的南陽郡與南郡分界線下“笨功夫”，而費這么多功夫論證“南陽是不是南陽”問題？即使不把漢末南陽理解為今南陽市區，那難道能把漢末南陽理解為襄陽一帶？
① 詳見《三國志及裴注中南陽、宛的地域概念》一文，襄陽《諸葛亮躬耕何處——有關史料和考證》一書第249頁。
② 詳見《諸葛亮躬耕何處——有關史料和考證》一書第250頁。
